其三，基于原则对规则进行法律修正。
在此层学理意义上，如下三种学说值得重视。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人权建设的实践，杂糅了西方国家人权发展不同阶段的任务：当代中国，不仅面临着西方国家早期的权利启蒙任务，还要防止权利至上观念的膨胀，尝试导引一种有助于促进转型秩序和社会责任的权利话语。
米尔恩对上述两个人权非议的列举，隐含着他对自然法人权抽象性的批评。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权利理论困境最重要的症状。这就是从人作为人就享有权利这一自然存在的角度论证人权所必然产生的逻辑悖谬，也是人类所不愿意直面的。查尔斯·泰勒进一步阐述了与托克维尔相对应的另一种原子化社会的景象，这种表达较之于托克维尔，显得更为现实。所幸目前的法律和社会规则还没有完全听信这一人权理论，还在遵循一些得以幸存的传统观念，所以社会得以维持。
[15] 换言之，人权所依托的人的理解应当重新被定义。简而言之，人是否选择善、选择何种善的自由，要比他们的生活是不是真正善的，显得更为重要。再次，管理主义法律观。
如果说近现代法治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控制的话，那么，公法则肩负着实现这一宗旨的直接使命，倘若公法控权的宗旨不强或弱化，必然使权力在整体上失约。这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过程中出自法院和检察院的明显对立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所谓确权，就是指借法律给权力及其适用范围以具体限界，用以进行这种限界的法律主要不是私法，而是公法，即凡是权力的具体规定，一般以公法规范为形式理性。控权对象的消失在实践层面意味着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正如封建皇权虽没有定型的法律规制但在事实上形成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
这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法律观念，在世界之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国家主义是一种主导意识，而社会主义(注：既然有多元社会主义之实践，必然有与其相应的解释。英国著名思想家哈林顿指出，在法治条件下，每一个政府的基础或中心就是它的基本法律。
这些护权的技术规范，必须在法律上加以完善，这也是公法的重要使命之一。众所周知，在理论上和宪法上，我国将立法权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但实践中立法权的耗散则人所共知。观念的原因主要有国家主义法律观、强制主义法律观和管理主义法律观的负面影响;体制的原因则指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特别是由有关政府部门起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案)的弊病。可见，法律是法治时代权力存在和行使的惟一根据，没有法律根据的权力行使，其本质为非法。
所谓弹性的是指实践中的权力任由权力主体伸缩，而其伸缩的尺度，往往与权力主体利益之取丧相应，利之所在，其权力无限伸张，利之所失，则权力萎缩至无。既然权力缺席，何来控权之说?因此，它使我们诸多的控权举措有名无实，最典型者莫过于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有些行政机关为怕起诉而弃权不用，或者对管理相对人施加更多的挤压力量使其投鼠忌器，不敢起诉。另一方面，既然公权是公共选择的产物，则公法设定公权的目的是为公益，公益之外，权力不得剩余，权力在公益之外的剩余，必致其对私益的侵犯和践踏。私法自治必须公权规范，放任公权则私法自治难乎其难。
从法案的起草，到立法中时有所见的授权立法，使政府成了立法的实际操纵者。那么，为何权力缺席必与权力失约相因果呢? 第一，权力缺席致使控权对象缺失。
边沁指出：可以将法律界定为一国主权者设想或采用的一系列意志宣告，其涉及某个人或某些人在一定情形下服从的行为。权力的弹性和乏范状态均使权力制约的对象消失。
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权力行使的明显病症之一。同时，这也只能导致实际居于优位的管理者去影响立法，使法律变成放任管理者而制约被管理者的工具，这在近20年来我国的立法中屡见不鲜。)，都表明我国立法体制中情感道德主义的盛行，理性规则主义的匮乏。对权力者自缚于法律的奢望，只是一种道德期待，而难以收到控权实效;要使这种期待变成政治——权力生活的现实，事实上意味着自律的大获全胜和他律的无所作为，那样，法律便成多余，权力亦无必要。在权力缺席情形下，实践中的权力往往是推定的或意定的，这势必产生权力的放任，而权力放任又意味着责任的萎缩，从而责任无法成为权力的制约力量。由以上论述可知，要克服权力腐败就必须克服权力缺席这一权力腐败的致因;而要克服权力缺席，则必须注重公法的建设。
上述事实旨在证明，当立法体制容忍裁判者(政府、法院、检察院等)为自己立法时，立法的必然逻辑结果是使法律有利于裁判者，其中法律中放任权力当然比规范权力更有利于上述各种裁判者。由前述可见，国家主义法律观明显地具有奉权力为圭臬的特征，其结果只能导致权力支配法律，而非法律规范权力的情形。
所谓责任萎缩则是指责任对权力任意的一种无能状态，即在权力缺席情形下，实践中的权力与责任间不是一种正比关系，而是一种明显的非对应关系。公法上的确权就是对权力的具体化、规范化，从而为否定权力推定打下基础。
以上论述表明，法律中的权力缺席现象所导致的控权对象、规范依凭、责任机制等的缺失以及权力推定的实存，使权力放任成为必然，从而权力失约因于法律中权力的缺席。公法倘要克服权力缺席现象，需强调控权的立法宗旨、确权的立法内容、护权的立法技术和越权的法律责任。
所谓权力放任是指权力未受制约的一种状态。法律中权力的缺席使人们不以法律为测量官员行为是非的准则，而是以道德为标准，这样法律作为制约权力的准则在民众心目中当然难以确立。当代中国的权力放任现象则有其时代特征：这便是变革社会中权威政治的相对削弱和法治政治的尚未确立这一矛盾。即便其具有合理性，亦应通过法律程序升华为规范化权力，否则，只能在规则之外，为权力放任准备好出路。
权力缺席现象正好为实践中的权力推定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公法中权力范围赋予过大，就只能导致实践中来自权力的危害。
公法对确权的这种规范，具体意义如下：一方面，权力明示，即权力之大小、范围等等，皆由公法规范具体规定，公法是权力的基本载体。在我国，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甚至企业保护主义往往借助国家法律中权力的缺席而进行。
因此，控权往往是无的之矢，对实践中权力积弊的追究，也常因此而无果。第四，权力缺席致使权力与责任失衡。
各种组织法根据宪法相应规定，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我国法律规制权力任务的完成，相反，一方面，现有法律对权力的规制往往原则性有余而具体化不足;另一方面，现有法律对具有全局驾驭性的执政党的权力几乎未涉足;再一方面，位居我国政治和行政实践前沿的行政职能部门之职权缺乏权威法律的明细界定。权力之缺席使权力制约的规范依凭在如下两方面流失：首先，政府官员视法律为公权的外在物。法治权力的基本要求是权力规范化，缺乏规范便无权力。而这种配置没有明确的权威的法律划界，于是，只采取具有阵风效应的政策来整治明显有违民意的举措。
那么，何以立法会导致权力如此明显的缺席呢?这有多方面的因由： 首先，国家主义法律观。第四，约权的法律责任。
这些人是或应该是受制于主权者的权力……[3]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统法理，虽然标榜社会主义，但其本质是登峰造极的国家主义。第三，权力缺席致使权力推定有了可能。
(《管子?任法》);慎到强调：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尤其当今中国法学深受规范法学的影响，而规范法学就奠基在对一切支配者之规范的(不论是否正义)价值肯定上。
